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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中特情侦查证据的采信及运用 律师办理毒品案件的辩护方法与经验

 孙金山律师中国著名刑事案件律师,现执业于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法律功底扎实,执业经验丰富,秉承着“专心、专注、专业”的理念,承办每一项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所办理的案件,获得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毒品犯罪中特情侦查证据的采信及运用

毒品犯罪中,公安机关以特情侦查的方式侦查并固定犯罪事实中,若其不涉及犯意引诱,亦不属于数量引诱,由此取得的相关证据,法院不得以非法证据为由排除适用,在对犯罪嫌疑人量刑时亦无须从轻处罚。





  被告人高从芳系吸毒人员,因经济拮据开始贩卖毒品。2015年1月28日和31日,高从芳两次将甲基苯丙胺贩卖给王某,每次1包,收款100元。共得赃款200元。同年2月2日,王某至公安机关称;毒品毁了其生活;,举报贩毒人员高从芳,并愿意协助公安人员开展抓捕行动。后王某像前两次一样致电高从芳要求购买毒品,公安人员则在约定交易地点布控。2月3日,被告人高从芳如约交易,第三次将甲基苯丙胺1包贩卖给王某,得赃款100元。公安人员随即实施抓捕,并从高从芳、王某处各扣押红色圆形片剂10粒、白色晶体1包。上述物品中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上海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以电话联系贩毒人员前来交易,并不属于犯意引诱。被告人高从芳贩卖毒品的数量也没有超过其本意,故也不属于数量引诱。本案侦查程序和方式合法,相关证据应予采信。高从芳多次贩卖含有甲基苯丙胺的毒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据此,法院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高从芳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宣判后,被告人高从芳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高从芳第三次贩卖甲基苯丙胺0.569克给王某的指控依赖于特情侦查。毒品犯罪中的特情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犯意引诱、数量引诱有何区别,特情侦查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对量刑有何影响对于此类疑问,实践中尚缺乏有益探讨。


  1、本案不属于控制下交付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根据《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相关条款,控制下交付是指在当局知情及监控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其他毒品或替代物继续进行运送与交易,以此来查明涉及该毒品犯罪的人员,包括幕后指使者和操纵者。控制下交付系法定侦查措施之一,由此取得的相关证据与一般程序取得的证据并无二致,对证据的合法性及量刑并无影响。


  本案中,公安机关采取的措施系特情侦查而非控制下交付。特情侦查与控制下交付的区别在于,公安机关在事件中并非仅仅知情或监控,而是由侦查人员或特情人员直接介入毒品交易,促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进而人赃俱获。由于部分特情侦查可能诱发行为人的犯罪起意,让本无犯意者产生犯罪念头,故对定罪量刑可能产生影响,实践中应视案情而定。


  2、本案不属于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


  特情侦查中的犯意引诱系相对于机会提供型引诱而言。前者在侦查人员或特情人员诱惑之前,犯罪嫌疑人尚无犯罪意图。司法机关的职责是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诱惑他人犯罪再追究其刑事,明显与其职责相悖,应予禁止。取得的相关证据系非法证据,应予排除。但本案被告人高从芳系吸毒人员,有以犯养吸之故意,且已有二次贩卖毒品行为,故特情人员的诱惑不属于犯意引诱,而是机会提供型引诱。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被告人高从芳前二次贩卖毒品数量都是甲基苯丙胺1包,在特情诱惑下实施的第三次犯罪中,贩卖的甲基苯丙胺也是相仿的1包,数量上没有超过其原有的犯意范围,故不属于应从轻处罚的数量引诱范畴。


  3、特情侦查获取的证据可作为定罪量刑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大连会议纪要同时指出,;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进一步对毒品犯罪中特情诱惑侦查进行了确认。


  本案中,被告人高从芳已有两次贩毒行为,其贩毒意图在特情人员介入前已经产生,其贩毒数量在特情人员介入后也未超出其原有范围。公安机关侦查方法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关于;严禁以引诱方法收集证据;以及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不得诱使他人犯罪;的规定。故本案由特情侦查获取的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可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事实认定时不得以非法证据为由排除适用,在量刑上亦无须从轻处理。









律师办理毒品案件的辩护方法与经验

我国刑法规定的上百种罪名,每一种罪的辩护方法都是不同的。那么,办理毒品案件的辩护方法有哪些下文就为您介绍一下律师办理毒品案件的辩护方法与经验。



  具体的辩护。;定性+定量+情节;,毒品要素辩护三步法。把每一个与案件的行为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包括任何一个有危害、目的、手段还有成立某一个贩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称为要素。每一个要素把它放在大系统之内,大系统就是犯罪构成要件,定罪系统和量刑系统两个也是不同系统,此时对每个要素进行分析和剥离,掌握了几个核心要素,可能使得我们眼前一亮,发现了我们需要找到的辩点。


  关于毒品犯罪辩护的方向性的问题。毒品犯罪中如何来掌握辩护方向,需要从宏观上考虑,如果在对案件辩护之前,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上的安排,即便微观上方法手段再精道,方法再细,如果方向没有确定下来,可能最后是无头苍蝇,谁先谁后,谁高谁低,如何从法律逻辑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辩护系统,在拿到案卷后首先要确定方向,是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如果做无罪辩护,要围绕哪个要素进行辩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说没有发生犯罪行为,这个是律师的经验。面对毒品犯罪的辩护,在会见和阅卷之后,要有清楚的认识,要让它变组合型方案,从宏观上把握方向,然后在微观上掌握每个细节。


  而毒品犯罪中如何从整体的犯罪行为的把握,当下毒品犯罪已经被2014年这个中央禁毒意见所决定,毒品犯罪这一类犯罪,已经被进入到中央最高层的视野,把毒品犯罪认为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来。所以律师必须宏观上了解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来考虑。由于这样一个国家的整体上对禁毒这个形势政策的一个判断和把握,在证据标准可能会降低到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就可以定罪,如果律师在辩护中认识不足,会导致不能做到有效辩护。


  因此辩护人仅仅提出证据不是现行规定的确实充分,审判机关可能不采纳辩护人的观点。加上有许多证据我们是无法看到的,比如对被告人监听的录音,这些隐藏在案件之外的一些因素或者一些证据材料,往往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侦察人员对毒品现场进行固定证据或者搜集证据的时候降低了标准。如果你提出需要和普通刑事犯罪标准一样,审判人员会认为辩护人吹毛求疵。


  我们当下的我国的毒品犯罪形势是;三面夹击、四面包围、全面渗透;。我们国家边境线上的毒品基地在围绕着我国,南面金三角、西面金新月、北边新金三角,美洲的哥伦比亚,我们国家属于毒品大国。另外,我国为了追求GDP发展,导致大量化工产品就流向社会,由于现在科技发达,多种种类的毒品的转化比较简单合成,制毒地域不断扩大,过去大部分是从缅甸金三角地区流入国内社会,当时流入的毒品种类相对比较少,一般为海洛因,对于合成步骤是比较复杂的。现在情况则为中国制造、中国通道、中国市场,这会导致大量毒品泛滥,打击力度按;乱世用重典;方法是必然趋势,同时也影响了律师的辩护思维,要考虑通过哪种方式去动摇审判人员的自由心证,这需要律师在夹缝中去寻求和探索,如果方法找对了,下一步具体操作方法上只需要从微观上入手,从而达到有效辩护,形成律师辩护系统。


  另外,现提出的司法改革中的错案追究终生制影响了法官的思维,如果律师能找到合理有效的辩点,就可能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同样,审判人员也要追求一般性规则,如果提出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属于刑法规定,审判人员还是要考虑辩护意见的。比如将不被麻醉精神药品所管理的原料制作成药品,其本身的成瘾性可能比真毒品还强,但是不能定罪,这是最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则。当然我们除了对国家政策方向需要把握,对案件证据也需要整体梳理和审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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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山——中国著名刑事案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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